“郝玉珍病了，我忙给老郑打电话，叫薛大寨快点儿回来，这又是个一箭双雕的举措，第一，可以知道薛大寨是不是还在1505房间；第二，可以借这个机会促进他和武旗红母女的关系。谁想，我这一切心机都枉费了……”
说着，姚虹痛苦地抽咽起来，到柜子里找来手绢，擦着泪水。
一段较长时间的小憩之后，看姚虹已渐平静，我提起了另一个话题。
“第二天早晨，武旗红来这里打扫房间的时候，您在做什么？”
“我？”姚虹未加回忆，脱口而出，“到小吃店去买油条和豆浆。”
“别人呢？”
“薛大寨在擦洗抽油烟机，一直蹲在楼道里忙着，老郑出去跑步，婆婆出去散步，这不是都对你们说过了吗？”
“武旗红回过她母亲那里吗？”麦鸥问。
这个问题，麦鸥问过，据武旗红自己说，她没再回去。
“回去过。”
我很诧异：“给郝玉珍送早点，是第二次回去？”
“对，就是这次，她发现出了事。”
武旗红骗了我们？她为什么对第一次上楼的事闭口不谈？
“武旗红第一次上楼，去了多长时间？”
“很短，也就是一转眼的工夫。”
“她干什么去了？”
“她说是取东西。”
“到底取没取？”
“没取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她没有钥匙，她说，早晨出来的时候，把房门钥匙忘在了604的屋里。”
“那就是说，第一次上楼她没进屋？”
“反正她自己是这样说的，她只是轻轻敲了两下门，没人答应，知道郝玉珍在睡着，怕吵了母亲的觉，就没再敲。”
“既然没钥匙，第二次给她母亲送早点是怎么进604房间的？”
“拿了我的钥匙。”
这个细节太重要啦，我问：“604房间共有几把钥匙？”
“一共三把。”
“都谁手里有？”
“最初，我和老郑各有一把，后来又给佳娃配了一把。武旗红来了以后，我把老郑的那把给了武旗红。”
“武旗红第一次回去没能进屋，下楼以后，她怎么没来找您借钥匙？”
“她说没找到。”
“对不起，我没听懂，”我对她的用词极其敏感，“您为什么说找，而不说‘借’？”
“噢，我的钥匙是挂在墙上的。”
“看看可以吗？”
“当然可以，”主人很爽快，站起身，把挂在墙上的一串钥匙摘下来，捏着其中的一把，举到我的眼前，“其实，就是一把普普通通的钥匙，没什么好看的。”
我们必须掌握这把钥匙。
“604房间是案发现场，应该封闭起来，这钥匙，就留给我们用吧，以便于进出。”
姚虹自然不会反对。
最后，我提出个积压了几天的疑问。
“郝玉珍害病的那天夜里，是用什么车送她去医院的？”
（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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